6月28日20时许,不法分子对贵州省瓮安县委和县政府大楼进行打、砸、抢、烧,一度冲击临近的县看守所,整个过程持续近7小时,共造成县委大楼被烧毁、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造成15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
7月1日上午9时许,一名外地来沪人员持刀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袭击正在办公的民警,致9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伤,其中6名民警送医院抢救无效牺牲。
7月2日上午8时40分许,张家界市永定区西溪坪街道办事处院内发生一起液化气爆炸案,当场造成12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较重。据了解,由于对其违法建筑被依法拆除不满,永定区西溪坪街道办事处彭家巷社区7组居民田开友驾驶一辆装有两罐已点燃液化气瓶的农用三轮车冲进办事处院内,在办公楼前发生爆炸。
三起骇人听闻的案件,虽然分别发生在中国东部经济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中部正在崛起的省份湖北、西部落后省份贵州,但其共同的性质——袭击国家机器,让我们无法不联系在一起综合分析。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指导查处瓮安县打砸抢烧群体性案件时,曾说到一句话:“其中必然有深层次的因素”,可谓一语中的。在按照惯例肯定大多数是好的的同时,石宗源说了这么一段话:“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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